王跃文

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，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。有种说法，叫我官场小说第一人。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。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，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，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。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，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。但有评论家认为，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，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，这也许是个事实。可能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，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。不过，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是，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，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。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，引发这个热潮。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，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。可以想象，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，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。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，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，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，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。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，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、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。

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？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，就可发现某种奥秘。语言的春秋笔法，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，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。但是，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。事实上，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，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。

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，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、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；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、政府机关、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。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：官员和官场。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，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，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。有意无意间，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，微言大义。也就是说，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，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。

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。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，就应该注意到官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，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，就是这个官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。干部这个似乎带有革命和进步意味的词，取代了旧时代的官字。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官兵，而讲全体指战员。1949年以后部队对官的新说法是部队指挥员，对兵的说法是战士。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官这个字：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！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，会说：你像个官！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官。

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，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。如果我们正视民意，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。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。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，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。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。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，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，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。1949年之后，私有企业主消亡了，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；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。所以，老板这个词不用了。

最近四五年，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。老大是什么？老大是黑社会头子。老大做得很大了，也被叫做老板。杜月笙被人称作杜老板。戴笠也被人称作戴老板。也就是说，1949年以后，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，说白了就是贬义的，甚至是黑色的。目前的官场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，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、一言堂、江湖气和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都被人们欣然接受了。

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官和官场这两个词，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官员及其活动范围的鄙视或不满；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则不同，不光老百姓喜欢把它们挂在嘴边称呼官员，官员自己也乐于别人这么叫他。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对官员的俯首帖耳和羡慕向往。下级叫上级老板和老大，含有下级对上级的顺从、臣服、谄媚的意思。

另一方面反映的是，官员因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产生的种种优越情绪，如高高在上、沾沾自喜、心安理得、踌躇满志，甚至妄自尊大、忘乎所以和飞扬跋扈。有位省级领导住在长沙某个有名的公务员小区，他告诉我说，从住在里面的官员看，他们的职务越高，则觉悟越低，脾气越大，修养越差，形象越糟。

我们透过官员、官场、老板、老大这四个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，可以印证一个事实，即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。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不满，另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艳羡。我这种表述其实是过于简单的，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复杂得几句话难以说清楚。

一方面，中国自古就有蔑视权贵、不畏强权的